[34]桑斯坦：《偏颇的宪法》，第385页。

因此，我国在追究法官责任时，应当通过法律来确定责任追究的相关事宜。通观这两个行为规范，都只是教导性的，没有规定对违反者的惩戒措施，缺乏基本的约束力，其实施效果自然不会好到哪里。

从法理上说，一个合法的行为应当做到程序和实体都合法，司法活动当然应当追求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因此，指望通过对当前的错案追究制度修修补补，而不进行大的调整，来充分发挥错案追究制度的作用，实现其维护司法公正的目标，既不大现实也不大可能。观点三总体上对错案追究制度持否定态度，主张通过建立和完善法官惩戒制度来解决当前的错案问题。错案追究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它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是需要废除、改进还是重构？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全面考察和总结这一制度。尽管当前错案追究制度在减少错案的发生、追究法官的责任方面效果并不理想，但废除这一制度将导致一些法官在审判中肆无忌惮。

在英国，自1830年以来，没有一名法官因为行为严重不当受到解职处分。取消错案追究连坐制，代之以错案追究激励制度。人类以国家为单位的各个历史阶段，每走过一个艰难困苦的里程，都要通过宪法来制定为克服困难所需要的新规则，以此来继续人类的发展。

十年来，宪法实施仍是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参见田雷：《与差未序完格全局理论、反化定合型意化——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回归宪法，以宪法明确政府触手的长度，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限制公共权力的强度和干预空间，切实保障公民结社自由，培育自主自立的社会组织。国民通过制宪、进而立法，把一部分空间交给国家机构管理，同时把其余空间作为自由全部留给自己。

中国具有长期的人治传统，若能脱人治，入法治，可谓巨大的历史创新。另一方面中国宪政建设最大的困境是宪法不被实施和适用，缺失权威，实际是任人宰割的闲法。

按我国宪法的原则和精神，作为社会管理对象的全部空间是这样划分的：社会的全部活动空间都是属于国民的。[16] 参见［美］John A·豪古德著，龙大均译:《现代宪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2页。若放任公共权力行使者无具体的法律可依，立法不作为，立法机关便违反宪法，有负宪法的重托。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第八条只是简单地规定公民有遵守法律的义务，并在第十九条设置监察机关，监察各级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纠举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

若只强调消极意义的守法，便会忽视公共权力限制的问题，宪法和法律最终可能沦为政治的工具。根据实证的考察，罗氏认为，宪法可分为规范宪法、名义宪法和语义宪法。如上所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必然涉及宪法确立的基本管理体制，亦必须在宪法的统领下展开。[18] 参见［英］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0页。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此乃公理。果若如此，抛弃宪法的社会管理创新必定是法外行为，即使若干创新有可圈可点之处，仍难获得宪法的承认。

就此而言，名义宪法是一部不能规制公权力的宪法。宪法是解决上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划分难题的法宝。

在法理上，政府的管理空间是受宪法原则和精神限制的，管理不留空白的口号，其真实法律含义是要求公权力的触手无处不在，可以从田野、街道一直延伸至村民的庭院和居民的楼道，甚至达到住宅的门口和卧室。庞凌：《权利、自由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切入点》，载《法学》2011年第10期。[8] 事实上，政府部门亦是在狭义的层面理解政府一语。立宪实践显示，各国宪法的内容虽各有不同，有的没有序言，有的对总纲不作系统规定，甚至在有些国家的宪法中公民权利的内容也未独立成章，但各国宪法均以解决管治机构的设置和管治权的配置与限制问题为核心，对国家机构的构成，各种国家机关的组织、职权和活动程序不作系统规定的宪法还没有。因此，法律至上首先是指宪法至上，在任何国家，若宪法被践踏，普通法律定无尊严。[13] See Karl Loewenstein, Reflexions on the Value of Constitutions in Our Revolutionary Age, in Arnold J. Zurcher, Constitutions and Constitutional Trends since World War II: An Examination of Significant Aspects of Postwar Public Law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New Constitutions of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55, pp191-224.[14] 法国《人和公民权利宣言》宣称凡权利无获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并不仅仅是一个立宪标准问题和规范宪法的规范内容问题，也是一个宪政国家的实证判断标准问题。

三、应以宪法实施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宪法是法，自然应当实施。因此，官方所说的社会管理空间，往往就是现有各级各类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空间。

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第八十五条），行使最高国家行政权（第八十九条），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是地方行政机关，行使地方国家行政权（第一百零五条）。参见蔡定剑著:《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肖北庚：《法律：社会管理创新之准绳》，载《湖湘论坛》2011年第6期。因此，即便各国宪法设立了不同的国家机关且相互关系有别，各国家机关行使的国家权力大小、范围有别，但所有国家机关的首要职责便是管理社会。

大体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至1999年修订之前的现行宪法，一脉相承，强调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即守法秩序的形成，远未触及以良法之治为核心的实质法治。有论者不无睿智地指出：宪法是公民社会的民法典，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宪法典。真是基于此，罗氏认为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是语义宪法。我们认为，社会管理实指管理社会，或者指政府管理社会，或者指公民自我管理，前者为他治，后者为自治。

付子堂：《论建构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2期。关键词：宪法 实施 社会管理体制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甫一提出，理论界便作出令人咋舌的回应，轰炸式的理论研究随手可拾。

另一部分是由个人结合而成的各种社会组织自主支配的空间，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做自治空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国民留给自己支配的自由空间进一步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自由直接支配的空间。

若宪法得不到有效实施，违反宪法的行为得不到纠正，宪法未能树立权威，宪定社会管理体制便不可能得到良好的运行。管理不留空白的逆宪法思维，造成了超强、超大的政府，危害无穷：极容易危害或侵犯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

经由宪法的划定和限定，政府管理权便被置于一个可以评判的宪法空间之内，而在此空间之外，则为公民自治的领域。强世功：《中国宪政模式？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我国缺乏自主社会组织或市民社会，即使有少数这类介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组织，它们也没有应有的法律地位。社会管理创新涉及政府管治和社会自治的范围、方式和程序的调整，必须以合宪合法的方式进行。

语义宪法并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化妆，它不以规制权力为主旨，而是执掌权力的宣言和标志。然则，在当下中国，宪法是无牙的老虎。

具体而言，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义是实施宪法，任何制度的创新必须在宪法的统领下展开，以宪法为最高准则限定政府管治社会的权限，弃人治，从法治，坚守政府管治的法律之维和公民自治的制度空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便是将前者的空间压缩，留下公民自治的空间。

政府效率低下，对民意回应性极差，等等。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